昔者,卫鞅变法之初,秦王闻其贤,召而用之。鞅深知治国之道,必先正人心;欲正人心,则先明赏罚。是以鞅乃立木于都城南门之外,许以三金(当时货币单位)为赏,凡能将此木移至北门者。初则民疑其不信,多有讪笑:窃以为,一木之轻,何足言赏?岂不知,商君此行实为立威之举。
及后数日,终有一人将其木移至北门。鞅令验之,则予以黄金三金。众人见之,始信其言非虚,纷纷效仿。于是,商君下令:凡言出必践者,皆可上进;反之,欺世盗名,终将身败名裂。
然人之自私,往往难以自省。卫鞅之后,秦廷多有不正之事。虽法令如山,但人心难平。某一日,商君独行于咸阳街头,忽闻一士大夫言:“此地何其繁华,百姓如此殷实,皆因吾等贤达之故。”语毕,即有人附和道:“是也,吾辈实为黎民之幸,若无我等治国之才,则民必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”
商君闻言,不禁抚掌而笑。他忆起当年立木之事,却见今日之情形,心中百感交集。商鞅暗忖:此乃人性使然。人之初,性本善;然久居尘世,私欲渐生。若无约束,则善念易为所蔽。
于是,卫鞅将此事记录于史册之上,并言曰:“夫子者,贤也;而贪者,人之常情也。贤能者如商君,虽有德行,却难敌人心之贪婪。古云:‘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’。此非为限制财富,实则提醒世人,当慎思明辨,勿使私欲蒙蔽双眼。”
然世事多变,卫鞅之后,秦廷中不乏有贪得无厌者。他们以权谋私,巧立名目;欺暗欺明,无所不用其极。一时间,朝堂之上尽是尔虞我诈,阴险狡诈之人层出不穷。
一日,商君再度巡行至咸阳街头,忽闻某官员向众人言道:“今朝廷兴修水利,实乃盛世之举,吾等身为国之栋梁,理应率先垂范。而民之愚昧,实为国家之大患。”其言辞之中,透露出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情。
商君闻言,不禁冷笑一声。他深知,此番言论正是以权谋私的表现之一。于是,卫鞅便命人将此事记录下来,并作诗曰:“百姓愚蒙非国病,贪官欺暗实为魔。若使民风皆淳朴,自无佞臣扰圣朝。”
时光荏苒,商君离世已百年有余。然而,他所言之事,却未因时间而消逝。反而是,在后世的治国之路上,始终有人在尝试着纠正人性中的自私与贪婪。
到了战国末期,廉颇、蔺相如等贤臣相继涌现。他们以身作则,为官清廉,不贪不占;同时,亦倡导民风淳朴,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然而,即便如此,依旧无法完全杜绝人之私欲。特别是在统治者内部,权力争斗、利益交换之事屡见不鲜。
直到西汉初年,萧何、曹参等名臣相继登场。他们秉承商鞅遗志,坚持公正执法;同时,亦注重教化百姓,使其知法守纪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贪婪之风。然而,即便如此,在历史的长河中,人之私欲犹如难以根除的顽疾,始终困扰着统治者和民众。
于是,后世之人多有感慨:商鞅立木虽为一时之举,但真正要改变人心,还需长期努力与不懈坚持。唯有以身作则、公正无私,方能逐渐消除人性中的贪婪之心;而若能教化百姓,使民风淳朴,则可从根本上抑制私欲之生长。
综上所述,卫鞅立木虽为一时之举,却揭示了人之自私本性难以完全克服的事实。然而,在历史的长河中,人们始终在尝试着纠正人性中的缺陷与不足;虽然过程艰难曲折,但只要坚持不懈、勇往直前,则定能逐渐实现理想社会之构建。
是以卫鞅立木之事,虽为史实,却亦可作为警世之作。以此警示后人:须知人心难测,私欲无边;唯有以身作则、公正无私,方能使天下大治;而若能教化百姓,则定能从根本上抑制私欲之生长。